大学毕业证形状和大学毕业证形状的照片

本文查看了大学毕业证的样子的研究，为了参加重庆师范大学EIE留学项目去加拿大留学，王王(化名)花费了一年的精力和25万人民币，但收到的毕业证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失败。2019年7月，王、王毅、加拿大回国时，第一件事是拿着研究生毕业证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进行验证，但左侧找不到毕业证人。大学：还将说明毕业证的样子！
1、毕业证认证失败！花费25万韩元留学后，“竹篮打水”中士官回答说：“加拿大EIE项目已经结束。”
2、成人大学毕业证和普通大学毕业证有什么区别？
3.一章毕业证带来的流浪生活：大学生不辞而别，16年，回家时已满头白发。毕业证认证失败！花费25万韩元留学后，“竹篮打水”中士官回应了“加拿大EIE项目已经结束”的封面新闻毕业证样本网。
"最后的希望破灭了。"为了参加重庆师范大学EIE留学项目，去加拿大留学，王王(化名)花费了一年的精力和25万人民币，但毕业证未能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
2019年7月，王、王毅、加拿大回国时，第一件事是拿着研究生毕业证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进行验证，但左侧找不到毕业证人。这时，加拿大华人老师没有回复信息，多个留学机构也表示不能进行这个学历认证。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王王坚持在留学服务中心进行验证，但最终验证没有通过。
最近，王王加入了保护EIE学生权利的微信群，拥有数十人。有已经毕业的学长学姐，也有在中师就读的学生。他们有的通过EIE出国留学，有的没有出国，但并不妨碍大家团结起来寻求EIE权利。
与EIE问题相关的高校不仅有一所重庆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烟台大学等也在与EIE合作。王王粗略估计，从2010年到现在，仅重庆师范大学参加EIE留学项目的学生就有数百人。
毕业证无法获得教育部一致认证，无法联系EIE，学校没有回应，王王请律师向重庆市沙坪坝区法院提起诉讼。
今年冬天这个海外研究梦想破灭的时候，很多学生感受到了更深的寒气。
EIE广告上印有重庆师范大学教务处、招生就业处、国际合作交流处、学生处公众人物。
相信“校内推荐”中师学生报名了留学研究项目。
2014年9月，王王进入重庆师范大学，第一次进入校园，一切都是新鲜的样子。“当时学校是加拿大EIE3 1研究生资格认证项目AD ——，在重庆学习3年，然后大四去加拿大学习，4年就能拿到本科毕业证，加拿大研究生毕业证。王王回忆道。
看到刊登的广告覆盖着重庆师范大学教务处、招生就业处、国际合作交流处、学生处的公众人物，王王觉得非常可靠，于是去了位于学校田家兵教育学院4楼6421室的EIE英语教育中心办公室了解情况。
EIE负责人是一个叫家的人。根据李老师给王瑞发的学历说明，加拿大研究生的课程学分、中师、加拿大学校都计算在内，简单说一下加拿大研究生的学分可以替代重庆师范大学大四的学分。“加拿大拿到的是加拿大和美国特有的中国教育部认证、全世界认可的专业研究生资格证书，相当于中国的专硕。”老师非常肯定地答应了王老师。
老师还对王王说，参加EIE项目特别“性价比高”。“包括所有费用，羽绒服、机票、大四学费、Coss、生活费、加拿大期间学费等加起来不到16万韩元。”王想起老师的身后，给他算了一下费用，总共不到13万韩元。
因为相信学校又想出国留学，再加上EIE项目的总费用比其他机构低，王王很快和家人商量后决定出钱参加。
王先生申请后，老师又告诉小王，参加项目必须报学校的雅思班。这样学校才能颁发语言证书，王先生也同意了。接着EIE派了一名工作人员带着王王去学校正门旁边的楼交雅思班费用，那栋楼也是中师学生每年交学费的地方。"种种迹象使我感到EIE特别正规."王说。
除学费外，王王当天交了1000韩元的教材费，实际上手里有几本复印的雅思书，“现在看，那些书一本书20元。”说。(温斯顿。)" "
感受到“一点水”的外教上课没有经验，这就是闲聊听歌。
雅思课开始了，国王开始后悔。“外教没有雅思教育经验，上课也没有认真地上过一次课，每次都在闲聊，听歌。甚至，一位名叫迈克的老老师也把学生叫到自己开的咖啡馆里，不断抱怨他生意不好。
雅思课没有学到知识，但海外留学又要通过语言关卡。为了不再给家里增加负担，王王只好自己又买了网课自学。
王西学的专业是音乐专业，所以加入后EIE一直推荐加拿大多伦多的韩宝学院作为最后一年的学校。到了申请学校的阶段，EIE突然绕着马，以各种理由将国王送回圣克莱尔大学。例如：韩博学院第二年5月才开学，与王先生从中师毕业时有冲突。最后，国王再三计较，不得不放弃音乐，转到圣克莱尔大学的国际商务管理专业。
接着，EIE还让王缴纳1万韩元的申请费、3000韩元的专业费和2000韩元的签证处理费。那时，国王没有通过雅思考试。
由于支付的钱不能退还，谨慎的国王打算通过雅思考试，申请学校。老师反而对他说：“申请有时间限制，再不定，今年就去不了了。”
但是王王说，他想了想，打算再次申请学校。但是EIE背着王找到了王王妈妈，不知道具体情况的王妈妈认为去加拿大留学是一个好机会，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所以让王王出钱。约定的一年生活费平均在4万韩元左右，存了5万韩元，结果完全不足。”
不知不觉中，王王出国留学前后花了25万韩元。在加拿大读了一年研究生后，王王顺利毕业，2019年7月回国。
王(化名)估算的留学总费用。
毕业证不承认学生可以达到数百人。
回国后，王王满怀希望地拿着研究生毕业证去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但是在网络上找不到毕业证这个名字。惊慌失措的国王很快问圣克莱尔大学的中国老师。但是老师说，中国确实没有相应的东西毕业证。王王毅一直追问自己该如何认证，那位中国老师开始失踪了。
对于不甘心的王希德认证的事情，辗转多个留学中介，所有中介都说：“毕业证在中国无法认证。”
但是EIE明确承诺，该留学项目由中国教育部认证。“面对王王的疑问，老师说找错了王王毅认证。毕业证地方需要自己找大使馆，大使馆的认证比留学服务中心有用得多。王王再次联系了朱家使馆，得到的答复是：任何外国学历的认证都必须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进行，网上提交资料即可。
最后的希望是，王王又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提交了认证申请，收到的反馈是“毕业证尚未获得认证”。
维权群中，像王王一样回国后才发现不能获得毕业证认证的同学，还有同学甚至出国前EIE项目有问题。
2015年，大二的李强(化名)报名了这个项目。付了将近3万元的雅思学习费，发现上课的外教根本不是专业的，她也只好额外付钱在校外学习英语。
李刚有读研究生的打算，所以从大三开始就在各大留学中介之间奔波，如何申请国外硕士。
“刚报名的时候，李老师说，去EIE项目的话，在加拿大留学的第一年相当于国内四年级，第二年就可以转学到多伦多大学、滑铁卢大学等名校。这样换算的话，本科毕业到名校研究生毕业，再读一年就可以了。”
但是，李强通过启德、金吉列、新东方的前途出国、重庆里德等中小型留学中介申请EIE项目不是大学，而是包学院，硕士项目由学术机构提供，学院是职业的。
这时李刚已经注意到EIE当初的约定有问题，所以她明确地问老师，在加拿大学习是否可以改变学分。
但是老师没有给出肯定的回答，而是和李强东拉西闲聊。例如，过去读完书后，可以在加拿大工作，可以拿到枫叶卡。以前有前辈走后移民成功的等。听了这句话，李康心算是完全理解了多伦多大学，滑铁卢大学，什么全学分，都是EIE画的一张大饼。根本不可能是真的。
这时李刚的钱也已经支付得差不多了，和家人沟通后决定继续参加EIE项目。决定先去留学。
要不是其他同学被拉到权力军，这件事就烂在李刚和家人的心里，根本不会被外人提及。
中士未回答：该项目已于2016年停止合作。
2020年12月3日下午，重庆师范大学微博通知媒体和学生，反映了加拿大EIE项目存在的问题，通报了初步调查情况。
学校与加拿大英语教育中心(EducationinEnglish)一起，于2010年底获得国家相关部门资格证书。
Ltd .简称：EIE)重庆师范大学同意成立加拿大EIE英语教育中心，共同实施外国人英语教育计划。
“双方互派人员共同组成项目理事会，监督项目，协商期限为5年。EIE中心不属于学校内的机构，加拿大方面自行聘请中心工作人员负责项目宣传、招生、外籍教师的招聘和管理、教育管理、出国等日常事务。”据通报，从2010年项目开始到2015年底，项目运营总体上比较规范。2016年合作协议到期后，重庆师范大学不再与加方续签合作协议，项目理事会决定自主继续项目培训。受今年新冠疫情影响，项目董事会决定暂停项目课，部分学生学业受到影响，很难履行当初对学生的部分承诺。
简报还表示，该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加方存在虚假承诺、夸张宣传问题，学校相关部门对此限制不力，工作不力。”“在此，学校对该项目造成的损失和受影响的学生表示深深的歉意。”
驻多伦多总领馆职员回复学生的邮件截图。
重庆师范大学表示，目前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学校将按照纪律仔细调查，严肃处理，坚决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并敦促加拿大英语教育中心(EIE)共同安全地处理余波。
面对学校的通报，王瑞直摇头。“公知与EIE的合作于2015年底结束，但我本人直到2015年底才参加。而且现在大三的部分学生交报名费，据了解，加拿大签证、机票、生活用品都准备好了，那个项目不能去，EIE也在楼空。“我认为学校很可能知道并默许。”
“怕更多人上当，评论了我的经历。这件事很伤人，25万韩元对我家来说真是一大笔支出。我还没有告诉家人，研究生毕业证不能认证。”帖子发表后，国王的身份证、地址等个人信息被公开。
“老师愿望”公开学生的个人信息。
封面新闻毕业证样品网显示，在多个聊天记录中，有一位写有“老师，准备出国资料”的主席，将学校对此事说明的部分内容摘录发给了其他学生，王某的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此外，王王父母的生活状态等信息也在其中。“他们还推迟毕业，消费观有问题，说我的曝光内容是谎言！”王王生气地说。
“我选择参加这个项目是因为有学校平台，所以很安心，但学校老师公开了我的个人信息，现在也只在微博上发了通知，但没有后续措施。这种处理方式很难接受。”王希德心情很低落。
目前，王王希望能就此事向沙坪坝区法院提起诉讼，收回学费。法院也已经接受了资料。
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上的封面新闻毕业证样本网调查显示，教育部认可的自费留学中介机构中，重庆地区共有26家，重庆师范大学加拿大EIE英语教育中心不存在。与此同时，封面新闻毕业证样本网也没有在教育部中外合作教育监督工作信息平台上要求EIE项目的中外合作学校注册申报。天安监察、检察等第三方平台也没有找到EIE项目所属企业或机构的信息。
驻多伦多总领馆教育组回复学生的电子邮件内容。
除重庆师范大学外，辽宁师范大学、烟台大学等都在与EIE合作。封面新闻毕业证样品网给烟台大学打了电话，接线老师说自己刚来，不清楚情况，之后提供了该校国际处的电话，但打了电话，却打了值班学生接的电话，她说更不知道。
封面新闻010-3 1000样本网再次致电辽宁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EIE英语教育中心，接线老师明确表示EIE在该校正常进行，但他们的EIE项目只是用外国人课程取代了英语课程学分，不包括出国的3 1项目。辽师确实有“几个”出国项目，但不是和EIE合作。
最近重庆师范大学的多名学生反映，已经和EIE完全没有联系了。封面新闻毕业证样品网拨打了该负责人老师的电话，对方已关机。同样，中沙国际处的电话也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目前，中师各学院辅导员被授权联系EIE项目，阅读学生，讨论后续解决方案。学生们大多希望学校负责人出面说明，返还雅思教育费——约3万韩元，但中师方面至今没有对学生做出任何说明。
木节目作者[封面手稿]创作，独家刊登在封面新闻和今日头条上，未经许可不得做。二、成人大学毕业证和普通大学毕业证的区别很明显。基本上一眼就能看出来。
成人教育与普通高等毕业证本书最相似的是网络远程教育。它比普通高等证书多几个字：“互联网教育”，和其他一样，可以参考！三、一张毕业证引起的流浪生活：大学生不辞而别，16年，回家的时候已经满头白发，如果不突然晕倒，在东莞和他一起漂泊的伙伴们就不会想了。是不想透露家庭信息的内向的工人。因为是大学医学生，不能拿到010-310。
儿子回家后，家人担心受到刺激他再次离开，所以不敢追问外地的详细信息。新京报毕业证样品网杜文文照片
银草的额头上总是戴着黑色的眼罩，吃饭睡觉，走路站着也不脱——，这不是为了遮阳，而是固定右脖子的半透明棺材。这些导管用于慢性肾病晚期的血液透析。
一个月前，41岁的恩初刚刚结束了16年的流浪，回到重庆多族的故乡疗养。
如果不突然晕倒，在东莞和他一起漂泊的伙伴们，不愿意透露家庭信息的内向工作者是大学医学生，没想到因为得不到毕业证愤怒，去了南下，断绝了与所有亲朋好友的联系，成为流浪汉。
公益寻找组织的志愿者们遇到了各种流浪者，也就是精神恍惚、迷路的老人。沉溺于游戏或与家人愤怒地离家的青少年；想着在大城市努力工作的农民工。期待值更高，但经历挫折的大学生。
姚恩超离家的时候20多岁了。再次回到家，已经满头白发，脾气更加沉默。现在看起来冲动鲁莽的那个决定像漩涡一样吸引着他的命运，一直往下走。
恩初4月末回家，结束了16年的流浪生活。回答者公岛
接到广东打来的电话时，重庆的廖英一度认为这是个骗局。它是今年三月底，距离她的堂哥廖银超莫名与家人失联，已经过去了16年。
意识到儿子失踪的前几年，廖银超的父亲去过好几趟四川寻人。
从读书的泸州、到省会成都、再到儿子实习过的地方，能联系的同学朋友都问过，学校也跑了好几趟，皆无功而返。
村里一度流传，“廖家的这个娃儿是被搞进传销组织了”，后来又转向更悲观的方向，“这孩子估计是没了”。
从2017年开始，廖英的寻亲帖就出现在朋友圈、论坛、贴吧和网络社区，但从未收到回音。
当寻亲公益组织的志愿者给她发来照片，她激动得手发抖，“就是我哥，虽然头发都白了，但还是能认出来啊。”
廖银超1米68的个子，110斤的体重。与家人失联的这些年，他化名“文志伟”，一边流浪一边打零工。他的回家之路是从他在东莞的一个工地晕倒送医开始的，因病情严重一度进入ICU抢救，治疗费超过十万元。
▲右颈部的留置导管，是身患尿毒症的廖银超血液透析的生命通路。新京报毕业证样本网杜雯雯摄
起初，廖银超拒绝与寻亲志愿者和医护交流。“比起让家属相信志愿者的身份，要获得流浪者本身的信任是一件更困难的事情”，参与救助的“让爱回家”东莞万江服务队队长陈敬宏对此并不意外。
廖银超并不愿告诉陈敬宏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家庭住址，但当他得知医院考虑他情况特殊，免除了十余万的治疗费用，他松口了。
陈敬宏所在的公益组织，他们将这种寻人过程称为“逆向寻亲”，是志愿者发现流浪者后，通过劝导沟通、再与公安部门配合技术手段协助甄别信息，精准寻家。
1500公里外的廖家父母想的是，“人回来了就是好的”，于4月底，驱车前往东莞将廖银超接回了重庆大足老家。
回家的当天，家人为他特意买了一束鲜花，欢迎他的喜庆红绸也是提前备好的。天下着大雨，前来探望他的亲属挤在老宅，屋里坐不下，大家干脆在门口的院坝搭起大棚，十人一张的大木桌，满满当当坐了五桌。
整个廖家，在廖银超回来之前，只留存着一张他的照片。
那时他20来岁，头发偏分，白衬衣外面套着一件条纹相间的白蓝色V领毛衣，脚上踩着一双当时很流行的白色厚底旅游鞋。再回家时，他已满头白发，性子更沉默。
回家后的日子，廖银超开始两点一线的生活。每周二、四、六，他就要前往重庆市双桥经开区人民医院进行血液透析。
躺在10层血透中心病床上的那四个小时，是他身体感觉最轻松的时候：深红色血液沿着弯曲的导管送进床边半人高的白色机器中，滤掉有害物质与多余水分，经过净化输送回体内。
医院诊断书上，记录着疾病在廖银超身体上留下的痕迹：慢性肾脏病五期（尿毒症期）、肾性贫血、矿物质与骨代谢异常、高血压三级（很高危）、高血压性心脏病、心力衰竭、慢性胃炎。
▲透析A区病房里可以同时容纳13人进行血透，廖银超算是这里的新面孔。新京报毕业证样本网杜雯雯摄
在堂妹廖英的记忆中，最后一次见到堂哥是在邮亭镇元通村的老家。2003年6月的一天晚上，堂哥去她家玩，当时还提到说，“第二天要去学校拿毕业证了。”
廖银超说，他2000年考上原泸州医学院三年制专科，中西医结合专业。19岁时，他还曾跟着村里小有名气的一位医生学过医。
从家里离开后，亲妹妹廖建超曾在2004年的农历二月初四接到哥哥的最后一通电话，那一天是她20岁的生日，她印象深刻。但电话里并无异常，哥哥还是和往常一样，问候父母。
但从那之后，这位在上大学前从未踏出过重庆大足的年轻人，消失了。
时隔多年，廖银超也说不清楚当年为什么会突然萌生那样的想法，只记得临近毕业的那次期末考试后，他成绩未过，收到了无法拿到毕业证的通知。
“同寝室的五个人中，我是唯一一个不能顺利毕业的学生。”毕业季的一个上午，他从学校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内江火车站，只身踏上了成都的火车，那时全身上下只有300多元，是他一个半月的生活费，行李箱里也只有几件衣服。
徘徊在成都火车站的那几天，他曾在附近餐馆询问是否招人，听说福建沿海城市好找工作赚得多，便南下福建。
前七年，他一直在福州闯荡，进出过大大小小的制鞋工厂，当临时工。2010年9月，听说东莞打零工收入不错，他和另外两个工友一起，坐了10个小时大巴车到了广东，一待就是10年。
与廖银超打了十几年交道的梁建安，是最了解廖银超在外生活的人。他们曾一起在福州和东莞进出厂，同吃同住。
老梁记得，第一次见到廖银超，他20来岁，娃娃脸像个小孩子，头发有些少年白，跟着几个年龄相仿的伙伴在流浪。
刚认识的时候，廖银超提过自己曾在泸州学中医，是个大专生。小学文化的老梁笑着没当真，还打趣他。
在南下的途中，廖银超丢失了自己的身份证，但他不愿回家补办，便开始使用“文志伟”这一假身份继续生活——这是他在福州捡到的一张身份证复印件，这个出生于1984年、四川地址的文志伟，与他身份相近。
▲家中仅存的一张廖银超年轻时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十几年来，他最熟练的工种是用高周波机器给鞋子压上商标。
在厂里干活，每天十小时是常事，周末也不休息，这是计件月结的行业，多劳多得。事实上，早些年，廖银超南下打零工的收入还算可观。
2010年时，廖银超打工的最高月收入将近5000元，但并不是每个月都有活儿。他和其他流浪者一样，赚到钱了便休息，钱没了再出去找活儿。
廖银超本就不是话多的人，但凡见过他的亲朋、工友、医生都用了同一个词来形容他的性格：内向。从没听说过他得罪人，也未与人发生过争执。
他描述自己过着“宅男”一样的生活，没交女朋友，唯一的爱好是看书。在他那部花了2900元购置的vivo手机里，相册里没有一张他自己的生活景物或是自拍合影，线上看书的软件倒是下载了好几个。
厂子附近就有租书的摊位，武侠小说是他的最爱。他说不清为什么喜欢，只是觉得这个爱好省钱，1本书看一整天只花1块钱。他的口头禅也与书有关，“按照书里面的说法……”
更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身份证带来的麻烦局限了他的生活。火车飞机都无法乘坐、连办理手机号、银行开卡都需要借用朋友的身份信息。工资通常是发现金，生病了也只能去小诊所。
移动互联网迅速向前的年代，廖银超却犹如身处断层。直到回到重庆老家补办了新身份证，他才注册了微信。
十几年前远走他乡，他说自己曾憧憬过许多美好，那些阳光的、自由的、新鲜的生活，后来才发现现实不同于幻想，找不到活儿、进不了厂、没有熟人的日子令人崩溃，还有被老板克扣工资的时候，他更觉无助。
他也曾思念家人，在手机上搜索重庆大足、父母妹妹的名字，没找到什么有效信息。内心的想法也从最开始的“在外面做出点成绩就回去”，转变为“这么多年还是这样，昏昏庸庸”。
这些苦楚还能忍受，直到身体日益显现的病痛击垮他。
2016年开始，廖银超出现高血压，总是头昏脑胀，高压数值最高时飙到200多mmHg。2019年7月开始，状态更差了，频繁呕吐，饭量直线下降，体重在一个月内骤降10斤。
生病之后，他坚定了“更不能回家”的念头。
去年一年，公益组织救助了46名大学生流浪者
与廖银超类似的案例，仅在2019年，“让爱回家”就救助了46名大学生流浪者。
志愿者们遇到过形形色色的流浪者，大概分为四类：神志不清迷路的老人；沉迷游戏或与家人赌气离家的青少年；到大城市打拼的农民工；期待值更高但连遇挫折的大学生。
创始人张世伟从2001年就开始零散救助流浪者，他观察到一个变化：十年前街头流浪乞讨的主要是老人小孩，现在年轻人的比例越来越多，送返流浪人员回家的省份中，广西、湖南和四川的人数位列前三。
那些宁愿露宿街头也不愿回家的理由各不相同，比如排在前几位的是：赚不到钱没有面子、离婚、跟父母闹矛盾、父母双亡等等。
陈敬宏把志愿者救助比作流浪者和亲属间的桥梁，“其实经过劝说救助，10个人里面有9个都愿意回家。”
三年时间里，他陆续救助的流浪者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8岁，年纪最大的是70多岁，男性居多。有接近30%的人和廖银超一样，没有身份证，漂泊在外打零工，通常寄宿于桥洞、绿化带和公园凉亭，成为五金、电子厂的临时工，或是在网购节日密集的下半年，找到一份快递员或搬运工的工作。
“我觉得这是缺乏社会教育，我们成长的教育体系大多只是知识教育，教你考高分，但没教你遇到挫折之后怎么化解。”张世伟说，那些主动选择流浪的大学生们，既有国内名校的高材生，也有海外归来的留学生。
2018年“让爱回家”曾救助过一位姓曹的流浪者，已在外游荡14年。被发现时，曹某身体已有多处溃烂，经志愿者沟通后才得知，这是一位重庆大学毕业，留德两年的海归。曹某因在海外打工被认定为非法劳工，遣送回国后学历档案被消除，打工一路不顺，因此丧失对生活的信心。
那些比普通流浪者拥有更高学历的大学生流浪者，大多在离家的初期对自己抱有很高的期待值，为自己预设了更高的目标，当屡次遭遇不顺，便无法面对家人。
于是，像廖银超一样，他们大多选择一边流浪、一边打零工果腹的生存状态。那些逃避现实的状态，在张世伟看来是一种内心自私的行为。
在被志愿者找到，并成功送回家的流浪者中，有不到2%的人会跑出来再次成为流浪者。但更多的人会重新开始新人生。张世伟说，他们曾救助过一位身陷传销15年的大学生，在街头露宿被救助回家后，重新学习网络找到了月薪元的工作。
从邮亭镇上的一条小巷右拐，就能找到通往元通村的路。
村里年轻人不多，大多剩下老人和小孩在家。条件好一点的人家，跑到街上去买了明亮宽敞的商品房，条件差一点，也都在村里翻新了老房，贴上亮白的瓷砖。
廖家的老宅紧挨着一片竹林，这栋有着30年历史的二层砖房，几乎是村里最破旧的。
外面下雨，家里便漏雨。二楼屋顶的瓦片参差耷拉着，蓝白条的塑料布被压在瓦片下兜水；每个房间的墙壁都发霉破损，露出粗糙的砖体；家里杂物凌乱，几乎找不到一件完好像样的家具。全家最显朝气的是堂屋墙上妹妹一家的春节合影，以及孩子们满墙的奖状。
▲村里条件好一点的家庭大多在城里买了房，只有廖家的二层红砖房还维持着30年前的模样。新京报毕业证样本网杜雯雯
廖家老父母年迈，每月收入都来自低保。家里唯一的男性青壮年是廖银超的妹夫，在工地上帮人开车拉材料赚些家用。
家里经济窘困，但妹妹还是花费千元专门给哥哥添置了一张淡黄色的新床，那是家里唯一完整的家具，廖银超蓝色的衬衣、黑色的裤子通通是新买的。母亲还特意找贩子买了鸡崽和鸭子，50元一只，散养在家里，养肥了给儿子补身体。
过去，妹妹只需照顾父母和孩子，如今担子更重了。廖银超的状态并不算太好，即便坐着也不能太久，大部分时间需要卧床休息，连洗脸洗脚都需妹妹上手帮衬。
廖银超话少，家人与他相处便也小心翼翼。回家至今的40来天，大家达成了共识，只做关怀的举动，不敢深入多问，生怕失了分寸刺激他再跑掉。
▲廖银超的床，是妹妹花了千余元买回来的，也是家中为数不多的完好家具。新京报毕业证样本网杜雯雯摄
廖银超还在家的那些年，廖家的生活并不算难过。那时，全村人的生计大多依托附近的五金市场，家家户户都做不锈钢刀这一行。
在当时的元通村，廖银超是唯一的大学生，还是学医，算得上是全家人的希望和骄傲。家里人曾畅想过廖银超毕业后的生活规划，回到镇上开个小诊所，能养家就行。
为了给儿子读大专攒学费和生活费，廖银超的父亲成了村里数一数二能吃苦的人，通宵不休息是常事。一把刀的卖价是2块5，刨去成本能赚一半，一家人一天能做几十把，钱实在凑不够还曾借债。
但廖银超的突然失踪，让这个家庭不断向下。
堂妹廖英清楚记得，堂哥失踪后的一年春节，寒冬腊月的天气，廖父在自家田里大哭。
廖父不止一次出现过轻生念头。女儿女婿曾发现他偷偷购买农药，被家人拿走。还有一次，他跑到附近的一个崖边想跳下，被廖英的父亲拦下。家人说，廖银超的母亲也偶尔神志不太清醒。
廖银超莫名失联的恐惧也深植在廖家人的心里。
妹妹廖建超已经36岁，从没走出过大足，也不被允许外出上班。婚后，她和丈夫前前后后生育了5个孩子，最大的16岁，最小的9岁，“或多或少都是受到‘那件事’的影响”。
堂妹廖英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高考那年想报考外地学校，被家人劝说阻挠。廖家的一位小辈侄女，曾找了甘肃的男朋友，遭到全家反对，最后的结婚对象被指定为家门口知根知底的男人。
每天下午三点到五点，村里的广播会定时播放音乐和资讯。家人们会搬个凳子到院坝来听，这是一天中这个家里最充满生机的一刻：鸭子和鸡群从这头跑到那头，一只瘦弱的灰色猫咪会跳上桌子翻找遗留的食物，掉毛的黄狗趴在猪圈门口。
这十几年唯一不变的是家中时不时飞进飞出的燕子，它们衔来黄泥和小枯枝，在廖家堂屋高高的墙壁处搭了一个窝，还在里面诞育了幼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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