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毕给毕业证么(延毕拿的是毕业证还是结业证)

延毕给毕业证么,延毕拿的是毕业证还是结业证

你觉得你延毕之后会不会变得很快乐,等曾克从北大毕业,延毕是想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一位与汪茜雨情况类似的应届生申请延毕后

主动延毕的年轻人: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

一些年轻人主动申请延期毕业,以换得更好的升学或就业机会。(视觉中国/图)

2022年7月,毕业狂潮轰烈滚过,1076万毕业生走进社会,大学校园重新变得空荡。对于应届毕业生韩悦然来说,学生生涯却并未告止。四个月前,她向学院递交了延期毕业申请书,延长学生身份半年,同专业的同学里,她是唯一选择主动延毕的人。

自20世纪末国内研究生扩招以来,硕博延期的现象屡见不鲜。中国教育在线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硕士延期毕业率达到10%。只是,和被迫延期的毕业生不同,韩悦然的毕业论文早已写完,毕业只差临门一脚。在前一年的校招中,她斩获了一些工作机会,但是不算满意。“就业市场环境并不好,我不想为了就业而就业,随随便便找一个工作。”她说,延毕是想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

清华大学博士生曾克对这种喘息的需求再熟悉不过。2020年,为了更充分地准备后一年的博士申请,他将原本两年的硕士学制抻长到三年。回顾十八年求学生涯,他发现中间没有任何停留的时刻,“整个人非常疲惫”,几乎没有休息的机会。

曾克统计过,班里的博士同学,三分之一到一半都不是一路直升上来的,多多少少有过中断的时间。尤其有些硕士在英国就读,学制只有一年,不可能刚入学就准备申博,“自然而然中间会有GapYear(间隔年)去准备申博的事项。”

有人在微博上感慨:“为什么我们东亚做题生的人生中就没有GapYear呢……感觉自己的一生就像那只不能落地的小鸟,不知道被谁拧紧了发条,不停冲冲冲,冲到撒手人寰那一刻。”

在这个1076万人的毕业季,一些人试着把发条拧松,将思考未来去向的脚步放缓一些。

高性价比的选择

决定延毕之前,曾克的学业发条始终拧紧。

2017年,还在天津某985高校读本科时,曾克便将大三所有的时间投入在考研上,他的本科专业是国际关系,考研目标是北大的新闻传播学,属于需要补课的“跨考”。升学之旅漫长得像一段马拉松,2018年3月,结果才尘埃落定。曾克几乎是没有休整地,立刻为自己安排了一段长达五个月的互联网实习。他说,这段实习的唯一收获是,“自己不太适合互联网公司的生活节奏。”

对于学制两年的硕士研究生来说,研究生生涯像一张箭刚上弦就要立刻射出去的弓:前一年,还是一名新生;一年后,毕业季已经迫在眉睫。曾克的紧迫感是在研一下学期到来的,那时,身边的同学已经开始疯狂实习,为秋招做准备。曾克也开始海投实习简历,互联网、媒体,几乎无所不包,他把互联网教培和公立学校教师作为求职目标,同时准备读博士研究生的申请。他一瞬间有点恍惚,“我感觉自己刚刚本科毕业不久,怎么又开始这个阶段了?”

他硕士只学习了一年,学术储备不太够,那一年博士申请季,结果不尽如人意。2020年寒假,北京疫情反复,曾克觉得压力聚到了顶点,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延期毕业吧?曾克向导师表达想法,导师问,你觉得你延毕之后会不会变得很快乐?会不会心理上放松一些?如果你觉得快乐,你就去做。

曾克和身边朋友聊起延毕的话题,对方的话让他深受启发:“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辈子的时间去工作,你未来三四十年不用干别的事情了,就是工作。如果你现在还有时间选择停留,没有必要那么着急,下意识一定要让自己怎么样。”

在国外,间隔年是一个稀松平常的文化现象:年轻人在离开校园之后、踏入职场之前,做身份转换的各种调试。但在上海某211大学毕业生汪茜雨看来,间隔年显得奢侈而冒险。

2021年秋天,汪茜雨顺利得到一家心仪大公司的录用。隔年3月,对毕业生活的美好想象却被骤然打破——企业突然毁约了。那段时间,公司毁约应届生的新闻并不少见,汪茜雨没想到还没毕业就遇上了行业危机。她无奈重新汇入春招的洪流,拿到的几个offer都不甚满意,她不想凑合,索性延毕一年。

一位与汪茜雨情况类似的应届生申请延毕后,几乎所有老师的第一反应都是不解:你拿一个硕士毕业证不是很容易吗?为什么要拿这段时间去赌不确定性?但在她看来,“有硕士毕业证,不如有一个应届毕业生的身份。”

孙涵对此深有体会,她是广州某985高校法律专业硕士,在考公上花费了两年。

她所在的法学院,光她知道的主动延毕生就有七八个,大家延毕的原因基本一致——考公。“这两年法学院的毕业生非常执着于考公务员。”2021年的整个求职季,孙涵只参加了国考、广东选调、广东省考和深圳市考四场考试,接连败北。4月中旬,国考面试确认未通过后,她没有提交3月就写好的毕业论文,迅速走完了延毕流程。

孙涵说,自己对公务员有执念,想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同时担心,如果毕业后全职考公再次失败,失去了应届生身份,转投其他行业的机会也会缩减。

各种考量下,延毕成为一个高性价比的选择。在孙涵、汪茜雨所在的学校,延毕生可以申请住在宿舍,一年只要交一千多元的住宿费,远远降低了在大城市生活的成本;在校生的身份保留,延期后可以继续刷实习,扩充履历;校园里的图书馆资源,也为考公提供了便利。种种条件都有利于积累“就业资本”。

“我必须找一个看上去肯定行的路”

曾克统计过硕士班三十多位同学的就业去向,发现三分之一投身互联网,三分之一流入体制内。对于一些热衷进入互联网的应届生来说,几段大厂实习经历是标准的敲门砖。因此,一些人选择延毕,为自己的简历增加筹码。

2021年,刚加入秋招战场时,韩悦然的简历上只有一段教培创投公司的实习经验,勉强与互联网搭边。韩悦然本科和研究生读的都是英语相关专业,读研时突然心生厌倦,“一想到翻译就头大”,于是,她把求职目标定为互联网行业的产品经理岗。

韩悦然觉得,互联网是一个“nicetohave”(不错)的选项。相比于传统行业,互联网相对年轻化、管理扁平,行事风格快捷利落。前些年,行业开疆拓土,“大力出奇迹”,给应届生开出的薪水,“第一年就能达到传统行业几年后才能赚到的钱”。尽管后来互联网裁员风波不断,韩悦然仍然相信“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在孙涵所在的这所985大学,法学生最好的去处是顶级的红圈律所,起薪能到两三万一个月,但竞争激烈,应聘成功者大多从毕业前半年到一年就开始提前实习,争取留用的机会。这些机会仅仅属于少数人。研一之前,孙涵在律所、法院都实习过,最后把目标定为检察院这样的单位。孙涵的三个室友都是三年学制的研究生,因此她延毕后依旧住在原宿舍。进入9月,整个宿舍都放弃了“金九银十”(九、十月是人才招聘旺季)的秋招,加入行测、申论的刷题大军。

有人形容,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主动延毕,就像是高考复读,带着不确定性和为之耗费的时间成本,并非所有人都有勇气再来一次。

汪茜雨来自农村家庭,家里还有弟弟妹妹,经济状况不算好,赚钱回报家庭对她来说“很迫切也很重要”。但考虑到长远的职业发展,她不想草草加入一个自己不满意的公司。

“看上去肯定行”的道路如今暂时对孙涵封闭。2022年1月,确定无缘体制内的孙涵参加了春招,陆续拿到了不少的offer,她挑了最满意的一个,打算去一家公司做法务。回想2021年的求职生涯,孙涵觉得自己在求职策略上有失误,她几乎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了考公这一个篮子里,没有将风险均摊到国企、私企等其他选择。

考公失败之前,她的学业顺风顺水,很少有挫败的时候。孙涵很庆幸当时选择了延毕,延毕考公带来的心智成长,让她放下了执念。

“最近大家都会说,2023年的就业行情或许不如2022年,压力会更大。但是我一直觉得,虽然就业市场环境变了,但我也不再是2022年的我了。”汪茜雨相信,即使现在面临比2021年更艰难的就业环境,她也能拿到更好的offer。

真正有时间让自己停留下来

延毕后,曾克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租房住。他家在天津,学校在北京,有事来回也方便。他每天的日程相对固定:八九点钟起来,做一顿早午餐,其余时间自由支配;下午四五点,母亲做晚饭,他带弟弟到小区里玩三个小时。他说,那一段时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家庭的快乐”。

2020年,曾有做社会调查的高校学生找到曾克,想就“城市蹲族”现象对他做访谈。“城市蹲族”指的是受过良好教育,毕业后躲在大城市出租屋,过着吃、睡、打游戏等隐居生活的一类人。他检索“城市蹲族”的定义后,直接拒绝了。他觉得,延期毕业不应该被污名化。

如今曾克更多感受到延毕那一年给生活带来的某种修正。确认延毕后,他开始读《经济学原理》之类的书,想探索博士阶段研究传播经济学的可能性。没有琐事缠身,也没有科研压力,曾克利用那一年积攒了一些论文,申请博士时,这些待发表的文章提供了助力。

他说,转学新闻传播后,阅读书目大多偏实用,很少涉猎经典原著。2020年,适逢美国大选,曾克捧起拉扎斯菲尔德的《人民的选择》,这是一本对1940年代美国大选进行民意研究的经典专著,顺着这位学者近百年前的思路,曾克试着理解其中媒介研究的逻辑。“社会节奏是很快地往前推进的,但这一年时间,真正有时间让自己停留下来,做一些不用那么着急、不抱有目的性的事。”

但脱离了“2020应届毕业生”这个集体身份,曾克仍然感受到延毕带来的落寞。“这种落寞感不是来源于别人都有毕业去向了,我没有去向,而是想到,等9月份再回到学校,周围熟悉的同学都不在了,我要和下一级的同学放到一起了。”2021年,等曾克从北大毕业,曾经的同窗已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一年,没有体会到毕业的“集体感和仪式感”。

读博后,课业和论文压力依然存在,“但延毕那一年,把生活里一些该享受的东西都已经享受过了,现在再面临很多挑战,心里会更安稳、平坦一些。”曾克说。

作出延毕的决定,偶尔也会遭到身边人的不理解。

因为延期毕业,韩悦然和父母大吵了一架,“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家?”她把延毕的种种好处细致地和父母掰扯,父母最终同意在延毕文件上签字。即便坚定地做了这个选择,韩悦然仍有过独木桥的战战兢兢感。毕业前夕,她害怕同学们的毕业氛围过于欢快,搬到了学校外面住,互联网实习工资高,但北京生活成本不低,她负担自己60%的生活费。

韩悦然回归了一种自由的生活状态。2021年秋招时,她一边实习继续填充履历,一边忙着找工作,还要为毕业的事焦头烂额。现在她可以专职实习,没有学业压力分散注意力,尽管实习有一定压力,但都在可化解的范围之内。周末,她上跆拳道课、去公园散步,以前这些活动“只是为了填满时间,不让自己去想其他的事”,延毕后,她才真正享受到它们的乐趣。

不过,韩悦然最近陷入了新的迷茫,她在互联网大厂的实习要持续到9月,答应接受采访的周五晚上,由于工作没完成,采访时间一拖再拖。她说,当她投入互联网人的生活节奏时,有时候也觉得“看透了”,这份曾经无限向往的工作展现了令人丧失激情的一面。

她觉得自己有些骑虎难下。互联网实习占据了她简历里的几乎所有篇幅,她很难放弃这个行业。延毕期间,导师给她介绍了一份国企的工作,面试时,HR认为她选择延毕,颇有主见,录用了她。最后她拒绝了这个工作机会。那之后,她做了一个噩梦,梦里她去了一家互联网和国企双重模式叠加的公司,KPI累人的同时,还要做很多流程化和事务性的工作。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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