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学文凭97年:学籍学历: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

学籍和学历:中国首张大学文凭

熟悉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大学。1900年，该大学首届毕业生王宠惠的考试证书因其第一名而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份大学文凭。事实上，除了第一名，这一特殊时期珍贵的教育史料还有很多值得解读的信息。

一、钦字一号考证两个版本

考证(原件)

左图为考证原件，摘自王宠惠1957年编写的《困学斋文物》一书。右图为天津大学档案馆展示和媒体广泛报道的考证。据天达档案馆副馆长张振兴介绍，图片来源于台湾省出版的校史书，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根据图片及相关史料制作的复原图。与原件相比，复原图没有右侧的骑缝印章和标朱、判日、画行的痕迹，即原件中有26字和印章旁边的大线字(实际上是红色的)，是古代文件的标朱笔，而复原图则没有。从两张图片的拼接来看，钦字一号与骑缝章基本一致，但不像连体，尤其是秦字有明显的错位；从考证两侧的骑缝章和骑缝编号来看，应该有连体的存根或副本，也就是说考证可能是一式三联或四联。

考证图案非常精致。顶部有蝙蝠和火云图案，意思是福从天降。两边有两条龙，底部有波浪图案，意思是龙出海。另外，下面还有一张考证原件的全图(摘自王宠惠传记资料1)，明显是天大地小(指上下页边距)，右上角似乎有五张印花税票(图片不是很清楚)。

注：毕业证书印花税票始于民国北洋时期（1918年），晚清时期无此要求。

考证(全图)

二、考凭现存何处

考证原件由王宠惠本人收集。《王宠惠传记资料》(1)中期刊登张玉林《王宠惠博士与北洋大学》文章。里面印的考证下面注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学文凭——光绪121年(1895年10月2日，至今已有60年)……文凭现在珍藏在王氏保险箱里，弥足珍贵。据此，王带到了台湾，但2005年9月，天津大学派人到台湾，亲自拜访了王宠惠的儿子王大红。王大红说，他不记得见过这张文凭了。据张振兴副主任分析，原件可能存在于台湾东吴大学。王宠惠被推荐为东吴大学董事长，其个人档案捐赠给东吴大学。

【考证内容全文】

钦差大臣办理北洋通商事务的直隶总督部表现良好。为了发放考试证书，天津北洋大学校招收学生，从二等四班提升到头等班。他们每年都学习汉语和各种特殊的学习。多年来，学校总办公室、总教学和分教学可以随时进行测试，可以根据作业逐步进行。光绪21年9月开学。当时，招收的学生在原籍和上海学习汉语。他们都在学校设置了四、五年、二、三年的家庭作业。因此，自22年以来，他们根据自己的学术能力分为头等第四班和二等班。现在四年期满，核和八年毕业，章程仍然符合所有头等毕业生。学生王宠惠，经大臣复加考核，名实一致，并按银行支付考试单。俾该学生坚持根据自己的能力就业。如果学生学习所有的知识并逐一列出，他必须是凭证。

计开：查本生，前在香港学习四年，于光绪二十一年入学第四班。

考试还记录了王宠惠的课程，包括英语、几何学、八线学、化学、格致学、身理学、天文学、富国策、通商约章、法律总论、罗马法律、英国合同法、英国犯罪法、英国公法、商业法律、民间词语法律、英国宪章、田产易主法律、船政法律法规和听诉法律。还记录了王宠惠祖三代人的名字，曾祖润成(故)，祖开胜(存)。签约时间为光绪26年正月26日，即公元1900年2月25日。

三、考证细节

【考证兼具科举文凭和现代教育的特点】考证的体格格式延续了科举文凭的风格，与国子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监督和地方政府颁发的贡献基本一致。朱判日画行有标准，保留了祖三代的名字，但没有科举文凭中常见的个人身体特征和名誉背景。在科举文凭中，祖三代是为了证明家庭背景是无辜的，而身体、脸白、微胡须等身体特征，就像现在的照片一样，具有防止冒名顶替的功能。考证还发表了北洋大学的办学经历，以及王宠惠的入学情况和课程名称，体现了现代教育的特点。

【钦差大臣颁发考证】考证不是由北洋大学颁发的，而是由钦差大臣、办理北洋通商、直隶总督裕禄颁发的。钦差大臣办理北洋通商事务直隶总督部堂裕是当时的标准用法。官职在前，姓在后。其中，钦差大臣、办理北洋通商事务和直隶总督都是裕禄的官职，而部门则是裕禄作为中央部门职称和地方堂官的尊称。左上角的大庭院一词是裕禄所在政府办公室直隶总督部院的缩写。年干部署了裕禄的钦差大臣关心印章，从左到右分别是满篆、满楷（经北京大学亚非系专业教师确认）和汉篆（九叠篆）。

毕业是庚子年初，于禄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了讲话：目前的国家事务表面上是平静的，但实际上却蕴含着苦难。义和团的成立将为生物献上棉薄的力量，为朝廷创造新的机遇。（摘自1982年台湾现代中国出版社《民国第一法学家王宠惠传》，作者段彩华）。这表明朝廷已经意识到它将面临重大危机，义和团的战略已经改变，但不幸的是，数十万清军和义和团仍然无法抗拒2.8万国家联盟，于禄在8月初在天津杨村服毒自杀。

由于现代教育制度和文凭制度尚未建立，当时有学校颁发的考试单和地方政府颁发的执照。比如江南陆师学校章程规定，一等生请总督发执照，二三等生由学校发考试单(摘自徐昭武编的《寻找不同人:南京鲁迅》)；四川中西学校计算学校章程规定，四川总督颁发头等执照，四川洋务总局颁发二等三等执照(摘自党跃武编的《四川大学记忆》)。

1895北洋大学堂奏折(复制件)年度成立

1895北洋大学校奏折的成立提到，到第四年底，30名顶尖班级将被允许选出考试表。或者派到国外，分开体验。或者根据自己的数量分配洋务工作。此外，所谓的外国大学也是如此。不仅明确了准考试表，还明确了毕业后的待遇安排，或派出国体验，或从事洋务相关工作。为什么给王宠惠考试证书而不是考试表？《中华民国第一法学家王宠惠传记》一书介绍了当时的毕业考试和毕业典礼。毕业考试几天后，老师向学生宣布：王宠惠是法律系的第一名，英语100分，几何97分，八线96分，化学100分……平均总分是99:2。老师又宣布了第二名和第三名的成绩，然后说:如果他们三个成绩优异，将由钦差大臣办理北洋通商事务的直隶总督部堂裕禄亲自颁发考证。也就是说，前三名毕业生由裕禄颁发，而其他毕业生可能由学校颁发。

显然，政府颁发的文凭比学校更有效，这不仅是对新学校的鼓励，也是选拔人才的新途径。根据分数给予不同的待遇是当时的普遍做法，也是继续科举考试的传统。

【为什么冠钦字第一号】裕禄在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中说:这是国家多难的秋天，朝廷要大量用人，提纲后进。你毕业于北洋大学，相当于古代的大学士。前三名相当于科举考试中的进士和第三名的冠军、榜首和探花。希望离开学校后，能为朝廷做出贡献，为皇帝和国家服务(摘自《民国第一法学家王宠惠传》)。这篇演讲充分说明王宠惠钦字第一号的荣誉其实是一个名字。前三名被视为科举考试的冠军、榜首和探花，而其他毕业生可以被视为科举考试的进士或同进士，但尚未发现王宠惠获得进士称号的史料记载(1904年《学校奖励章程》颁布后，大学毕业生奖励进士的政策才真正落地，其中大学分科毕业成绩前三名奖励进士，第四名奖励同进士)。裕禄钦差大臣关防大印代表朝廷文凭。

四、为什么叫考证而不是文凭或执照？

从相关历史资料来看，当时文凭有很多名字，如考试单、考试证书、文凭、执照和证书。至于为什么使用考试证书而不是执照或文凭？目前，只能进行粗略的分析和猜测，没有直接的历史资料证实。

许可证通常由地方政府颁发，不限于教育。即使是地方督察颁发的教育文凭也主要用于中等学校，大学校应由朝廷负责。无论是从认证主体还是奖励名誉的角度来看，在等待制度非常严格的时代，这种层次差异都是必要的，因此不适合向大学毕业生颁发钦字号和许可证。

文凭过去是指官员上任的证明文件，光绪年间仍然如此。在洋务期间，一些准确的学校章程规定颁发文凭，奖励学生、监督学生和其他初级名誉。他们准确地参加乡村考试，但这不是统一的做法。他们通常是一所学校和一所政策；1898年7月，光绪皇帝批准颁发《北京师范大学章程》，建立现代教育文凭制度，明确颁发大、中、小学毕业生文凭，并奖励相应的名誉背景。其中，大学毕业后领取文凭的人将被引导为进士。然而，在1898年改革失败后，慈禧发布了一项法令，恢复了旧制度，北京师范大学的章程被废除。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文凭一词很少被提及到大臣们的奏折中；新政晚清后，凭证出现在上甲和奏折中，成为文凭的代表词，学校奖官制度的建立也再次提上议程；1904年，《学校考试章程》和《学校奖励章程》颁布，现代教育文凭制度和奖官制度正式建立，但名称仍被称为凭证；科举考试章程取消成立后，1906年修订，将凭证改为文凭文凭成为毕业证书的特殊术语。

北洋大学的第一名学生在1898年改革和新政策实施前毕业。颁发文凭和奖励名称显然违背了慈禧的意愿。然而，慈禧停止了改革，但没有停止学校，也就是说，与文凭相关的名誉奖励被停止了，但文凭仍然可以颁发，优秀的成绩由政府颁发。这就是为什么王宠惠领导钦差大臣颁发的文凭，但没有奖励学者。

首届大学毕业生颁发钦字考试证书应非常谨慎，这可以反映在考试证书非凡而精致的图案中。因此，基于上述原因，有必要避免文凭一词，考试证书有考试证书的含义，不同于文凭和执照，也不同于学校颁发的考试单。

【后无来者】首届大学生毕业后，北洋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因庚子乱停办。复学或其他新办大学的毕业生成立后，将按照新的考试章程和奖励章程颁发文凭和奖励名称。因此，钦字号考证是北洋大学首届毕业生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待遇，前所未有，后所未有。钦字一号考证是中国现代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学文凭，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教育史料。

五、钦字第一号考试获得者王宠惠

王宠惠（1881-1958）他出生在广东，出生在香港，14岁被北洋大学录取，1906年获得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裁、北洋政府司法总裁、大理院院长。1927年后，他担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部长、司法院长、外交部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代理行政总裁。他是第一个担任国际法院法官的中国人。1945年，他出席了联合国成立会议，并参与了联合国宪法的制定。1949年，他去了香港，后来是台湾"司法院"总统。其主要成就是立法、司法、外交等法律实践。

1911年，王宠惠加入联盟，与孙中山有着深厚的渊源。早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学院学习。他的学校靠近王宠惠父亲主持的道济会堂。孙中山是王宠惠家的常客。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王宠惠帮助孙中山起草了《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方案》；在欧洲留学期间，他还与孙中山讨论宪法问题，帮助孙中山逐步完善五权宪法理论。

王宠惠出席开罗宣言会合影，标出为王宠惠

19432011年11月，王宠惠陪同蒋介石作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出席开罗会议，参与并坚持中国对开罗宣言草案的修改意见，为战后中国收回满洲、台湾和澎湖提供法律保障。

王宠惠出具的成绩证明书

王宠惠长期支持和从事法律教育。1914年，他被复旦公学聘为教师，主修国际公法、法律通论等课程；1915年5月，他担任复旦公学副校长。升格为复旦大学后，他仍然长期担任副校长和教师；19
20年被东吴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学位，1921-1923年在东吴大学任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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