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耐中学文凭：1917-1923年德国革命第十八章卡普暴动

《1917—1923年德国革命》第十八章卡普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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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制的建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德国帝国的制度。对于大资本家、地主和将军来说，共和制是最后的手段和必要的邪恶，至少在工人恢复理智之前。对于工人来说，他们总体上对共和制感到非常失望。他们最初希望11月的革命能给他们带来面包、和平和自由，但在革命后的近一年里，面包仍然很贵，自由仍然没有保证，和平是由战胜国强加给他们的。

因此，恩格斯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政治问题现在以同样的方式再次出现，由于战时战后的各种痛苦，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民族主义仍然是生产阶级最基本的意识形态武器，他们现在越来越依赖民族主义。战争以失败告终，战胜国向德国强加和约。这些事实可以让人们将困扰德国的邪恶疾病归咎于外国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帮凶斯巴达克斯派和其他革命者。正是这些人在背后捅了一刀光荣而不可战胜的国军。

凡尔赛和约

凡尔赛和约会的规定为这方面的宣传提供了充分的论据。国内协商延迟了很长时间。他们只在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即必须保留德国，使德国成为抵制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堡垒（无论是以国内颠覆的形式还是苏联共和国威胁的形式）。在其他方面，协议中存在许多内部矛盾。法国试图吞并鲁尔成为欧洲霸主，这遭到了英国和美国联盟的反对。他们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德国，足以限制法国，防止法国统治。

凡尔赛和约是协约国内相互妥协的产物。它刺激了德国的民族主义和泛德主义，德国声称正在根除这些趋势。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失去了所有殖民地、八分之一的领土和十分之一的战前人口。德国只能保留一支10万人的专业军队，这不足以推翻外国政权，但足以应对内战。莱茵兰和三座桥头堡（控制这三座桥头堡相当于向德国敞开大门）将被协约国占领15年，而德国的南部和东部边境将保持堡垒。只要没收德国的海外资产和一些海军舰艇。在协约国讨论最终赔偿金额之前，德国必须以黄金和日用品的形式支付临时赔偿最后，制定战争政策的责任人和主要战犯将移交给协约国当局，接受国际法院的审判。

共产国际认为，凡尔赛和约带来的和平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和约本身就是一项典型的帝国主义赃物分配协议，德国共产党人也同意共产国际的意见。这种和平为帝国主义提供了喘息的机会，推迟了协约国各国的革命；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平的态度与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相同——为世界革命而战。从自己的角度来看，民族主义者强调指出凡尔赛和约会中令人厌恶的方面：法国试图吞并鲁尔，鼓励各种分离主义趋势，以谋取肢解德国和耻辱的赔偿，以及外国占领——特别是使用法国军队的非洲部队（他们称之为黑色耻辱）来占领德国。他们呼吁国家耻辱，责骂德国的殖民地化。德国人被视为黑人。他们说，按照协约国的要求将战争领袖移交给协约国是对德国荣誉的极大侮辱。

这些情绪在德国各阶层都得到了广泛的回应，许多政治家强烈反对凡尔赛和约会。谢德曼就是其中之一。在国会批准凡尔赛和约会投票之前，他辞职了，取代了他的同事鲍威尔。诺斯克主张签署和约，并拒绝了帕布斯特上尉建立军事独裁和全民抵抗的建议[1]。

至于军官，总的来说，他们承认投降是唯一的出路。他们可能希望做出一些保护荣誉的态度。格勒纳将军按照军方规定的条件继续留任，军方同意签署和约，但后来他像兴登堡一样辞职了[2]。·在塞克特[3]将军的领导下，成立了和平时期的军队委员会。

卡普—冯·吕特维茨暴动

协约国要求引渡战犯，德国军官对这种危险非常敏感。1919年7月26日，他们通知诺斯克[4]，诺斯克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们。然而，军队对这一要求有强烈的不满和厌恶，自1919年以来在波罗海岸国家与红军作战的自由军团在协约国的强烈要求下撤回德国（协约国坚决要求这些军队撤回德国，以确保它们被协约国军队取代），情绪更加激烈。柏林驻军司令冯·一群以吕特维茨将军为首的士兵越来越倾向于发动暴动，他自称是兴登堡的继承人和军队光荣传统的守护者[5]。

除了自由军团的命运，还有其他让军队焦虑的事情。凡尔赛和约定必须减少军队的数量，这与所有士兵的利益有关。如果精锐部队将被解散，大量军队干部将无法逃脱失业的结局。海军上校艾尔哈特指挥的海军旅驻扎在柏林门口（Doberitz）[6]这支部队被用来开刀。·吕特维茨将军向艾尔哈特承诺，他不会允许在如此混乱的时期解散军队[7]。他批评政府在面对布尔什维克威胁时软弱，并公开谈论政变。公安警察[8]参谋长阿伦斯（Arens）上校试图劝阻他，并安排他与议会右翼领导人讨论[9]。

右翼正在宣传解散国民议会和选举共和国总统，但他们没有说服冯·吕特维茨放弃了鲁莽的计划。·吕特维茨只相信自己军队的力量，认为如果能提前扫除政客，选举会更好。于是他开始阴谋政变。他身边的主要人物是艾尔哈特、鲁登道夫和沃尔夫冈·卡普[10]的官员卡普是普鲁士的农业官员，他是容克和高级官员的代表[11]。这个计划是非常冒险的，要么太早，要么太晚，很难把握：当局知道它，但在国家机关的所有关键职位上都有他们的顾问[12]。

一九二〇2003年3月12日[13]，内阁召开会议。他们分析了情况，但并没有立即做出必要的决定，而是留给了15天的会议，然后决定赢得[14]。但就在同一天，诺斯克命令逮捕帕布斯特上尉和其他首要秘密情节分子[15]。·吕特维茨将军被迫撤退，撤回多贝利茨营。诺斯克委员会的高级军官打电话给诺斯克，告诉他冯·吕特维茨已经到了那里，并保证一切都已平静下来了[16]。而就在同一天晚上，艾尔哈特海军旅开始向柏林市中心进发。

暴动分子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艾伯特辞职，解散国会，重新举行选举，并组成专家内阁，一名将军担任国防部长。3月13日凌晨1点30分，诺斯克在办公室召开了一次高级将军会议，他们回答说，此时无法组织武装抵抗。内阁在3点开会，最终决定撤出首都，只留下两人[17]，其中一人是副总理希菲尔[18]。黎明前，几乎整个政府和200多名议员逃往德累斯顿，希望得到梅克尔将军的保护[19]。

黎明时分，艾尔哈特的下属占领了柏林，并在公共建筑上升起了帝国国旗。卡普是总理。他发布的第一个命令是宣布戒严，停止所有报纸的出版，并任命冯·吕特维茨将军是总司令。中午，他可以相信柏林军区的所有司令部和警察部队都参与了他的计划。逃到德累斯顿的政府成员对梅克尔将军的态度感到不安，于是逃到了斯图加特。他们认为贝格曼[20]将军是可靠的[21]。13日晚，由于没有军队或警察反对政变的迹象，北部和东部当局也承认了新政府，政变似乎已经成功。

暴动是如何被打败的

尽管政府临阵逃亡，但仍有人站出来组织抵抗。当天上午，列金召集工会总委员会[22]召开会议，该机关于11:00发出总罢工号召[23]。维尔斯是少数留在柏林的社民党领导人之一。他起草并打印了一份传单，并签署了社民党部长的名字（当然，他没有与这些部长讨论过）[24]。这份传单呼吁工人们团结起来，举行总罢工，打败反革命，保卫共和国[25]。独立党人还呼吁工人们支持总罢工[26]，为了自由和革命社会主义，反对军事独裁和君主制复辟。在他主持的讨论中，列金建议成立一个由所有工人组织的总罢工委员会，这样总罢工委员会就会比工会总委员会本身更有威望。但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社民党派遣的维尔斯和其他人大多想保卫他们所谓的共和国政府，独立党明确表示，他们不能保卫埃伯特和诺斯克的政府[27]。

就这样，柏林出现了两个中央罢工委员会，其中一个以列金为首，参加了全德工会联合会（ADGB）、自由职员总联合会（AfA）、公务员协会和社民党，另一个是柏林工会领导人鲁施，独立党领导人也参加了罢工委员会[28]。德国共产党(斯)随后参加了后者[29]。

在斗争中，列金掌握了主动权。三月十三日黎明时，他拒绝逃跑，批评了社民党领袖的态度，并以自己作为工会机关首脑的全部威信和影响力来支持总罢工。他以前一直反对总罢工的主张；他是谨小慎微的改良主义者，是修正主义者的元老，几十年来都是阶级合作的化身——然而他还是决定要转入“地下”，并同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一切能帮助击败暴动的人进行接触。而且，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表现得比共产党领袖更接近群众。由于保尔·列维缺席斯)柏林地委领导人弗里斯兰德和布迪希的压力下，列维缺席(他被判处一年徒刑)，德共(斯)中央局不顾雅可布·瓦尔赫尔的反对[30]，在三月十四日的《红旗报》上发表了一篇号召书（可能是由布隆斯基起草的）。这篇号召书表达了这么一种观点：目前没有必要去反对军事政变；真正的夺取政权的斗争还没有到来：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应该参加总罢工吗？就在昨天，工人阶级也被艾伯特和诺斯克的锁链束缚，被他们解除了武装。在这种最糟糕的情况下，工人阶级不能采取行动。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明确这一点。工人阶级将采取适当的手段反对军事独裁。这些条件目前还不存在[31]。但德国工人并没有听从他们的负面号召。3月14日是星期天，只是为了测试他们抵抗的热情和规模。一列又一列的火车停了下来。下午5点，柏林没有一列有轨电车，水、气、电都被切断了。士兵和工人们到处发生冲突。早在前一天，工人们就开始做出反应。在布兰德勒领导的共产党人的倡议下，开姆尼茨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参加了工会和所有工人政党。由于没有军队，它主动成立了一个名为工人自卫队的团队（Arbeiterwehr）工人民兵占领了车站、邮局和市政厅。

在莱比锡，政党开始谈判，但共产党拒绝签署一份呼吁其他组织起草的全面罢工的文件。3月13日至14日晚，警方和示威工人在多特蒙德发生了冲突，这是第一次暴力冲突[32]。3月14日，鲁尔爆发了第一次战争。·瓦特尔将军命令部队向哈根进军，那里的工人正在武装自己；社民党人和独立党人共同呼吁举行总罢工[33]。在莱比锡，自由军团向工人的游行队开枪，杀死了22人，引发了战斗[34]。在开姆尼茨，工人组织决定立即召集3000人参加工人民兵[35]。在柏林，德国共产党（斯）中央局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起草了一份新的号召书，印在15日的传单上，但它仍然落后于斗争的进展没有呼吁武装无产阶级：

举行总罢工！打败军事独裁！苏维埃，一切权力都属于工人！……共产党人将在苏维埃里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共和国而奋斗！工人们！不要上街！每天在工厂聚会！不要被白匪军挑拨[36]！事实是，15日，卡普·吕特维茨政府完全瘫痪。比利时社会主义者路易·德·布鲁凯尔[37]写道：现在总罢工用自己可怕而沉默的力量，牢牢地掐住了他们[38]。

柏林的一切都停止了，当局甚至不能打印传单。相反，利希奇拉格的自由军团在鲁尔开始行动，他们立即遭到了大量武装工人的攻击[39]。莱比锡、法兰克福、哈勒和基尔也发生了同样的战斗。威廉港的水兵起义逮捕了冯·莱维佐夫[40]将军和400名军官[41]。在开姆尼
茨，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由各工人政党的代表组